知难行易论，是孙中山转变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创立的哲学理论，被孙中山喻为自己“发明”的学说。
以“知难行易”说替代“知易行难”说，是经孙中山多年深思熟虑而一直坚持的观点。孙中山早在民国6年（1917）7月21日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讲中，便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似是而非”，明确提出要用他的“知难行易”学说“打破古人之旧学说”，并举例说明他的学说的正确性。民国7年1月23日宴粤报记者时的讲话，孙中山又重申“知难行易”与旧学说“知易行难”的对立，二者间“知难行易”“乃为真理”，并指出旧学说流弊对国人的影响。同年，孙中山撰写《孙文学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知难行易”学说，在后来出版合订本《建国方略》时，孙中山在“孙文学说”后加了副题“知难行易（心理建设）”，作为该书的第一部分。“知难行易”学说的提出，是针对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所领导的事业一再受挫，党内出现各种异议，致使孙中山的许多主张遭到反对，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和革命“信仰不笃，奉行不力”，其根源在人们受到“知易行难”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左右。“知易行难”已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心理大敌”。孙中山指出“知易”的说法，使人轻视革命理论，而失去革命理想；“行难”的说法，使人害怕革命实践。故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使命的完成，必须破“知易行难”，以“知难行易”替代“知易行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孙中山始终以“知难行易”说为指导思想。在晚年国共合作时期，他的多次讲话仍提出在新的形式下必须坚持“知难行易”学说。民国11年（1922）1月22日，孙中山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讲中，论及中国现在的文明不及外国和古人时，他仍把落后的原因归之为“大家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易的”。民国13年，在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中，强调他的学说“和古人的学说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易行难”，而他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同年，孙中山在讲解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时，再次提到“我的学说——知难行易”，虽没有再作理论的展开，但还是强调“天下事情，如果真是知道了，便容易行了”。
“知难行易”学说，首先界定了“知”与“行”两个范畴。孙中山所说的“行”，是指行为、行动、做事、践履、实行或说实践。“行”不仅是人的一般生活行为、道德践履，还包括一切从不知到知的社会活动，如“生徒之联系”、“科学家之试验”、“探险家之探索”、“伟人杰士之冒险”等。孙中山所说的“知”，不仅是一般的“知到”，而是“知道”，“道”即“规律”，“知道”即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
“知难行易”学说的核心内容，是把中国传统的“知”与“行”的“难”与“易”的位置颠倒过来。中国自古以来，人们信奉“知之非艰，行知惟艰”（即“知易行难”）的信条，而孙中山创立“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即“知难行易”）学说，认为“知”比“行”难，从“行”到“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人类对许多事情，很早以前就会做，但不知道其中的道理，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才从“不知”到“知”。他列举十件大事：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以无数事实论证“知”比“行”更难，因为人们往往懂得去做，却不懂得做的道理。如“饮食”是人的本能，从娘胎出来，不待教即能有饮食的行为，但有多少人能知其中的道理？人们天天用钱，甚至以为“金钱万能”，但有多少人知道“钱”是什么，有何功用？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然而用什么方法，人民“亦不能自知”。只有到了近代，有了生物学、医药学、卫生学、物理学、化学等，人们才懂得饮食的道理；有了经济学，人们才开始知道钱币作为“百货之中准”的道理；有了文理之学，人们才懂得做文章的道理。孙中山认为，“知”和“行”不是一回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可从根本上而推翻”。孙中山是说，人们的一般行为是普遍的、广泛的，也是比较容易的，但要知道其中的道理，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则是很难，科学、知识、理论、学说来之不易。“知难行易”学说的理论归宿是强调“知”来之不易，但能知也便能行，而且更能行。
“知难行易”学说创立的宗旨：一是揭示“行”是“知”的基础，具有普遍性与广泛性，但“知”比“行”具有更高的品格，理论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没有科学的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实践；二是揭示近代分门别类的实证科学的产生，使人类进入“科学昌明”、“知而后行”的新时代，人们不再是“不知而行”，或“行而后知”，而是“知而后行”，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历史的必然；三是直接针对“知易行难”，只注重经验，忽视理论，轻视科学的旧思维方式，晓谕人们必须从变“知易行难”为“知难行易”，“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路”。
“知难行易”学说，抓住了时代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的根本问题，为革命和建设提出了新的思维模式，为孙中山开创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以“知难行易”说替代“知易行难”说，是经孙中山多年深思熟虑而一直坚持的观点。孙中山早在民国6年（1917）7月21日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讲中，便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似是而非”，明确提出要用他的“知难行易”学说“打破古人之旧学说”，并举例说明他的学说的正确性。民国7年1月23日宴粤报记者时的讲话，孙中山又重申“知难行易”与旧学说“知易行难”的对立，二者间“知难行易”“乃为真理”，并指出旧学说流弊对国人的影响。同年，孙中山撰写《孙文学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知难行易”学说，在后来出版合订本《建国方略》时，孙中山在“孙文学说”后加了副题“知难行易（心理建设）”，作为该书的第一部分。“知难行易”学说的提出，是针对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所领导的事业一再受挫，党内出现各种异议，致使孙中山的许多主张遭到反对，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和革命“信仰不笃，奉行不力”，其根源在人们受到“知易行难”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左右。“知易行难”已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心理大敌”。孙中山指出“知易”的说法，使人轻视革命理论，而失去革命理想；“行难”的说法，使人害怕革命实践。故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使命的完成，必须破“知易行难”，以“知难行易”替代“知易行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孙中山始终以“知难行易”说为指导思想。在晚年国共合作时期，他的多次讲话仍提出在新的形式下必须坚持“知难行易”学说。民国11年（1922）1月22日，孙中山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讲中，论及中国现在的文明不及外国和古人时，他仍把落后的原因归之为“大家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易的”。民国13年，在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中，强调他的学说“和古人的学说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易行难”，而他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同年，孙中山在讲解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时，再次提到“我的学说——知难行易”，虽没有再作理论的展开，但还是强调“天下事情，如果真是知道了，便容易行了”。
“知难行易”学说，首先界定了“知”与“行”两个范畴。孙中山所说的“行”，是指行为、行动、做事、践履、实行或说实践。“行”不仅是人的一般生活行为、道德践履，还包括一切从不知到知的社会活动，如“生徒之联系”、“科学家之试验”、“探险家之探索”、“伟人杰士之冒险”等。孙中山所说的“知”，不仅是一般的“知到”，而是“知道”，“道”即“规律”，“知道”即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
“知难行易”学说的核心内容，是把中国传统的“知”与“行”的“难”与“易”的位置颠倒过来。中国自古以来，人们信奉“知之非艰，行知惟艰”（即“知易行难”）的信条，而孙中山创立“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即“知难行易”）学说，认为“知”比“行”难，从“行”到“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人类对许多事情，很早以前就会做，但不知道其中的道理，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才从“不知”到“知”。他列举十件大事：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以无数事实论证“知”比“行”更难，因为人们往往懂得去做，却不懂得做的道理。如“饮食”是人的本能，从娘胎出来，不待教即能有饮食的行为，但有多少人能知其中的道理？人们天天用钱，甚至以为“金钱万能”，但有多少人知道“钱”是什么，有何功用？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然而用什么方法，人民“亦不能自知”。只有到了近代，有了生物学、医药学、卫生学、物理学、化学等，人们才懂得饮食的道理；有了经济学，人们才开始知道钱币作为“百货之中准”的道理；有了文理之学，人们才懂得做文章的道理。孙中山认为，“知”和“行”不是一回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可从根本上而推翻”。孙中山是说，人们的一般行为是普遍的、广泛的，也是比较容易的，但要知道其中的道理，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则是很难，科学、知识、理论、学说来之不易。“知难行易”学说的理论归宿是强调“知”来之不易，但能知也便能行，而且更能行。
“知难行易”学说创立的宗旨：一是揭示“行”是“知”的基础，具有普遍性与广泛性，但“知”比“行”具有更高的品格，理论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没有科学的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实践；二是揭示近代分门别类的实证科学的产生，使人类进入“科学昌明”、“知而后行”的新时代，人们不再是“不知而行”，或“行而后知”，而是“知而后行”，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历史的必然；三是直接针对“知易行难”，只注重经验，忽视理论，轻视科学的旧思维方式，晓谕人们必须从变“知易行难”为“知难行易”，“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路”。
“知难行易”学说，抓住了时代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的根本问题，为革命和建设提出了新的思维模式，为孙中山开创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